在1940年深秋的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12岁的李鹏静静地站在邓颖超身边，双手紧紧背在身后，目光中流露出一份认真与专注。邓颖超则用一只手臂温柔地搂着这个孩子，脸上洋溢着浓厚的慈母般的笑容。这张看似普通的合影，却深刻印刻着两人之间的特殊情感和革命历史的足迹。那时李鹏刚刚失去了父亲，又与母亲赵君陶长期分离。面对这位给他以关爱的邓颖超，他并没有称呼她为“邓女士”，而是以一种亲暱的方式喊出“邓妈妈”，这背后不仅仅是孩子对长辈的依附，更是对一个英雄家庭遭遇变故的反映。

李鹏于1928年10月出生，原名李远芃。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一位早期的革命工作者，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组织方面都对多地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李鹏的诞生正值父亲在外地执行任务，直到他出生半年后，李硕勋才回家相见。因当时路途遥远，他未能第一时间为儿子起名，返回后根据家族辈分给他命名为“远芃”。然而，命运的转折在1931年降临。李硕勋奉命赴海南开展工作，然而在8月13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面对敌人的毒打和残酷折磨，他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在9月5日英勇牺牲。李硕勋在临死前留下的遗书嘱托妻子赵君陶，要她坚强面对，努力抚养好孩子。

当这封信反复辗转送到赵君陶手中时，丈夫已去世一个多月。悲痛欲绝的她在离世悲报的冲击下，诞下了女儿李远芹，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四川。在困苦的生活中，赵君陶毅然选择承担起教育责任，担任简阳县立女子中学的教员，并开设夜校，帮助周边贫困儿童获得免费的教育。曾有学生回忆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忙碌中的她只得用开水将凉掉的饭菜泡热再接着用餐。 吉祥体育app

1939年2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赵君陶前往重庆负责战时第三保育院。此时抗战形势危急，日军的空袭使得儿童安全问题愈加严峻。李鹏当时在成都读书，曾因躲避敌机而头部受伤，这一情况引起了邓颖超的关注。她灵巧地判断出，将李鹏继续留在成都并不安全，于是于1939年6月将他接到了重庆。在前往重庆的路上，母子俩乘坐了华侨捐赠的救护车，途经内江过夜，李鹏小小的心灵在这段旅途里既感受到了转移的意义，也暗然意识到生活环境的拐点。

由于赵君陶的工作受保密性质的限制，周恩来也已返回延安，李鹏索性由邓颖超亲自照料。邓颖超耐心为他安排医生检查伤势，并尽力解决他的学习问题，将他送入陶行知创建的育才学校。不得不提的是，邓颖超照顾的并不仅是李鹏这一个孩子。那些革命者的孩子们分散在各地，许多人都曾得到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李鹏后来回忆道：“他们和我的关系，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这句话生动地阐释了那句“邓妈妈”的深情重量。

有趣的是，这种亲如母子的称谓在外界被误解，甚至引发了李鹏是周恩来、邓颖超养子的传闻。对此，李鹏明确回应，强调他们同样关心着众多战友的孩子们，孩子们通常以“周伯伯”称呼周恩来，以“邓妈妈”称谓邓颖超。 吉祥体育app

1940年秋，重庆局势愈发严峻。在深思熟虑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的子女送往延安接受更好的教育与生活。临行前，李鹏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邓颖超告别，留下了那张耳熟能详的合影。在赴延安途中，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告诉孩子们，抵达延安后他们会更改名字。李鹏的名字中“芃”字较为生僻，蒋南翔略一思考，便建议他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使他一生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踪迹。

这一张珍贵的合照定格了李鹏与邓颖超在离别前的温馨瞬间，而那个简单而富有感情的称呼，铭刻着烈士遗孤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中所得到的关爱。照片中的李鹏站得笔挺，邓颖超的臂膀轻轻绕在他肩头，这一幕为1940年秋天的重庆增添了家庭与革命交织的深刻印记。